中小企业产业升级不能全靠倒逼，有堵有疏才能让中小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坚强基石。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与中国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困境。面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有关方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味澄清，却是澄而不清。背后的实质是，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滞后是中小企业拖后腿的结果，中国要从外向型投资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必须让中小企业支付代价。 对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有关方面并不承认。 面对珠

前述五种证明标准都是判定被告人有罪的标准，不是认定错判所需要达到的标准。严格地说，只要证据未能达到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就可以认定原来的有罪判决为错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r

在某些案件中，认定错判的证明可能达到了“铁案”的标准，如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但这并不等于说认定错判都要达到那么高的证明标准。有人以为，认定错判的证据至少要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特别是在运用反证法间接证明错判的时候，一定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人确系“真凶”。这是一种误解。证明他人是“真凶”和证明原案为

那么，认定错判应该达到哪一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说明错判的证明方法。由于发现错判的方式或路径不同，证明错判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证明法；一种是间接证明法。所谓直接证明法，就是用证据直接证明被告人没有实施指控的犯罪行为，或者说，被告人不是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的人。这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原审认定的被害人生还，如湖北的佘祥林案和河南的赵作海案；第二种是否定原审认定的主

认定错判的标准其实也属于司法证明标准的范畴。为了便于理解和比较，我们可以用概率来表述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的证明标准，也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铁证”或“铁案”的证明标准，全案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概率为100%；第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概率为90%以上；第三，“基本案件事实清楚、基

2010年的夏天，我应邀到德国的马普国际与外国刑法研究所讲学访问。其间，我也了解了德国有关刑事错案的一些情况。据德国学者介绍，刑事错案在当下德国并不是严重问题，但是在上个世纪中期却颇为引人关注。卡尔·彼得斯教授堪称德国研究刑事错案问题的佼佼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刑事诉讼中的错误来源：德国再审程序研究》是德国最有影响的研究刑事错案的著作。该书分为三卷，第一卷名为《引论和各类案

1996年，内蒙古年仅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法院认定犯有强奸杀人罪并被“从重从快”地执行了死刑。2005年，系列强奸杀人案的嫌疑人赵志红主动向警方供认自己曾于1996年在当地一个女厕所中强奸杀害了一个女青年。从时间和地点来看，这正是当年法院认定呼格吉勒图所实施的罪行。于是，该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本来就坚信儿子是无辜的，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便更加执着地申诉和上访。然

在清朝末年列强逼临这种特定历史背景里，关羽形象的骄狂性格更具有了特殊意义。分析关羽之所以骄狂的理由，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自己的国家虽然弱小，却是正统所在；自己虽然失败了，但是正义的化身，道义上仍是胜利者；二是认为自己武功高强，可以无往而不胜，关于后一方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它正好符合人们在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建立虚幻自信心的心理需要，而前一个方面，更是清朝末年人们曾经普遍怀有的一种心态。面对西

关于关羽之“骄”，《三国志》等史籍中已有较详细记载。《三国演义》为了把关羽塑成一尊完善无缺的偶像，不仅给他杜撰了许多美言嘉行，还为他隐去了一些不那么体面的真实经历。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它对关羽骄狂性格的种种表现却一点也不回避，反而还有所增饰。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后来特别是清代末年的人们，并不把这些情节当成曲笔或反笔，反而赞叹摹画不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较宽广的环境来

对关公形象中“勇”的层面的崇拜，本源于冷兵器时代人们对非凡臂力和搏击技巧的崇拜，但这种心理在近代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人们最易体会到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人的武器装备不如入侵者。比较清醒的士大夫马上想到的对策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这并非短时期内所能奏效。下层民众既缺乏这种见识，又迫于紧急的现实需要，只好把希望的目兴投